正确评价李白其人与其诗

首页 > 李白诗集导读 > 时间:2019-06-14 06:18 标签:

正确评价李白其人与其诗

本书在《李白生平和他的诗歌》一章中,简单地勾画了李白的一生和他各个时期的创作,目的在于通过了解诗人的生平经历之后,大略窥知他的思想和产生其思想的社会背景,明了其创作的发展规律,以及作为“主观型”诗人的李白,其创作与个人遭遇、时代风云的关系等等。总之一句话,做到知其世而论其人。《文心雕龙知音》云:“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真正做到正确评价李白其人与其诗,并非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对李白及其诗歌的研究,历来存在着两种极端化的倾向,一日非政治化,二日泛政治化。非政治化从思想内容上基本否定李白其人其诗;泛政治化则认为李白的诗无非讽兴时政之作,其诗都含有政治性的寓意。这两种倾向都源自儒家对诗歌的传统主张,又殊途同归,都起到了损害李白其人其诗、歪曲李白其人其诗的作用。

儒家的诗教,认为诗应当“言志”,“诗者,志之所之也”(《礼记乐记》),意思是说诗歌应当是诗人之志的体现,“”的含义,侧重在符合封建伦理道理的思想、志向、抱负等,即传统的所谓“事父、事君”、“温柔敦厚”、“思无邪”、“发乎情,止乎礼义”等等。

持非政治化观点者认为李白的诗无干政教,伤于人伦,从而否定李白其人其诗。儒家又认为诗应当借比兴以言志,托物以寓意,美人香草,花木虫鱼,无非都是诗人寄托理想、讽兴时政之物。持泛政治化观点者几乎无限制地扩大李诗比兴的范围,将一些原先不包含政治寓意的诗,加以曲说比附,人为地涂上一层政治色彩,给诗人生造出原来并无的政治用心,似乎李白是“一饭不忘君”的孤臣孽子。

泛政治化的倾向姑置不论,此处单论非政治化倾向。举几个例子。白居易论李白云:“诗之豪者,世称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与元九书》)元论李白云:“时山东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称,时人谓之李杜。予观其壮浪纵怒,摆去拘束,模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词气豪迈,而风调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杜甫墓系铭并序》)白、元都是“扬杜抑李”论者,但持论似不尽相同。白居易的

风雅比兴”指美刺传统,他批评李白诗“风雅比兴,十无一焉”,指李白诗歌无关于时政,不涉民生疾苦。元稍貌似仅从艺术上否定李白,但如果揣摩其对杜甫诗歌“铺陈终始”、“风调深情”的盛赞,事实上也是对李诗无关国事的责难。

王安石云:李白“识见污下,诗词十句九句言妇人与酒”(《冷斋夜话》)。罗大经云:李白“作为歌诗,不过豪侠气,狂醉于花月之间耳。社稷苍生,曾不系其心”(《鹤林玉露》)。近人汪静之亦云:“李白可说没有一首关于时事的诗。”(《李杜研究》)对李白批评得十分具体,都严重地不符合事实。

对李白某首诗歌的评论也是如此。例如写于安史乱中的《扶风豪土歌》。诗中有云:“雕盘绮食会众客,吴歌赵舞香风吹…….抚长剑,一扬眉,清水白石何离离。脱吾帽,向君笑,饮君酒,为君吟。”胡震亨评云:“洛阳光景作快活语,在杜甫不会,在李白不可。”(《李诗通》)郭沫若批评说:“扶风豪士不知道是甚么人,看来也不外是一个逃亡分子,并不能算作甚么豪!但李白不仅誉之为豪士’,而且还跟着一道胡闹——大开酒宴,吴歌楚舞,脱帽在手,抛向空中,却自比为张良,实在是太不成话!”(《关于李白·李白在政治活动中的第二次大失败》)孔子为人,有“于是日哭,则不歌”的习性(《论语述而》),研究者以为,在洛阳残破、百姓流血的日子里,李白也应该兀坐愁城,甚至掩泣泪血才是。

千余年来的“扬杜抑李”论,即来源于对李白其人其诗严重的误解和歪曲。甚至,将李白诗歌的艺术风格归纳为“飘逸”,其中未尝不包含着贬意。

李白在后人心目中,实在“飘逸”得太久了。其实,正如陶潜并不那么“静穆”,李白也不那么飘逸。认为李白浑身飘逸、只知“狂醉于花月之间”、甚至“社稷苍生曾不系其心”,实在是读李集未熟、严重地误解古人而妄立此论。

李白其人其诗,诚如多数评论家所说,十分复杂,充满矛盾。他集儒、释、道、纵横等各家思想于一身,又好击剑任侠,又想弃文就武,又宣扬人生若梦,主张及时行乐、甘酒好色。他多次以孔子自喻,却也多次嘲笑孔子,更看不起“白发死章句”(《嘲鲁儒》)的小儒。他热衰于学道求仙,而且受过道篆、炼过丹,但他对神仙之事又表示怀疑,而且多次批判唐玄宗迷信神仙。他“遍干诸侯,历抵卿相”,满世界寻求政治出路,却又反复说要隐居,要出世,要去寻找桃花源。李白其人的思想真像一个大杂烩,反映他思想的诗歌也如一团乱麻。

但是,李白其人其诗,复杂性中有他的单纯性,矛盾性中有他的统一性,在他形形色色的思想中有一根巨大的红线贯穿始终,这就是封建盛世激发起来的雄心壮志:要实现伟大的抱负,建立不朽的功勋。一念之贞,终身不渝;欲罢不能,至死方休。在这一点上,他与屈原、杜甫一样,同所有伟大的历史人物一样,他们的一生,其追求政治,如同一场热恋,一场苦恋。只有理解李白这种品格,才能理解他的诗。

李白一生漫游四方,或以为他悠哉游哉,超然飘然,似乎是一个无所事事的安乐公子、富贵闲人。其实并非如此。李白的漫游四方,是为了寻找一位荐主、一位能够识拔他这匹千里马的伯乐。寻找一位荐主,方有出头之日,这在当时是一种风气,其作用等同于每年举行的科举考试的重要辅助。孟浩然诗云:“乡曲不知己,朝端乏亲故。谁能为扬雄,一荐甘泉赋?”(《田园作》)即可见一斑。为了寻找政治出路,李白长年在外奔走不息。他未尝不恋故乡,但却辞亲远行,一去忘返;他和许氏夫人优俪情深,许多赠内诗(如《寄远十二首》)写得何等缠绵排侧,但他一外出就是两三年不归;他对子女充满了父爱,《寄东鲁二稚子》等诗可谓舐犊情深,但他却长年抛下他们。即使在居家时写的一些闲适诗中,我们也可以感到有一种思想感情在他心中起伏激荡,这就是深恐辜负明时,虚度此生。他屡屡悲白发、惜朱颜,“恨不能挂长绳于青天,系此西飞之白日”(《惜馀春赋》)。即使他在闭门读道书、静谈《水篇》时,也不能真正安静下来,因为转瞬之间他又可能不安于此,热血沸腾。魏晋之际人也惧时光流逝,

秉烛夜游”为的是增加游乐的长度和密度,反映出来的士人心理是一种世纪末的气氛,与李白、与盛唐大多数士人的心理判然有别。被大唐盛世刺激起来的用世热情使李白不得安生,在唐王朝的广大国土上,在六十三年的人生道路中,他实际上是在不停地奔波、寻觅、追求,甚至冒险,如同“孔席不暖,墨突不黔”,如同屈原“上下求索”。李白一生确实遍历名山大川,写了许多优美的山水诗、风景诗,但我们说这些山水诗、风景诗只是李白人生追求的副产品殆不为过。他在《暮春江夏送张祖监丞之东都序》中写道:“每思欲登蓬莱,极目四海,手弄白日,顶摩苍穹,挥斥幽愤,不可得也。”在《赤壁歌送别》中写道:“——书来报故人,我欲因之壮心魄。”在《入彭蠡经松门观石镜书游览之志》中写道:“余方窥石镜,兼得穷江源。将欲继风雅,岂徒清心魂?”可见李白“一生好入名山游”的大部分目的,是为了“壮心魄”、“清心魂”、“挥斥幽愤”,是为了取得灵感和形象,以抒写他的豪情壮志,以寄托他深远的愤慨。

与李白“只知狂醉于花月之间,社稷苍生曾不系于心弩”的说法相反,李白恰是一位社稷苍生始终系于心弯者。

按着李白生平经历考察其诗歌,可以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事实:

开元前期,唐王朝政治开明,如日中天,李白诗歌中也呈现出一派天朗气清、风和日丽景象。开元十三年(初出蜀)到开元十八年(初入长安)之间的大部分作品,很少感慨,更无牢骚,即使抒写离情也爽朗截快,使人读了心旷神怡,如有名的《金陵酒肆留别》。开元十八年以后,唐王朝本来潜伏的阴影逐渐出现,或者说,李白通过个人的遭遇感到了这些固有的阴影,于是他的诗歌中便呈现出明暗交错、悲欢杂揉的色调,《行路难》、《梁园吟》、《梁甫吟》、《将进酒》诸作最为典型。此期作品中,感慨渐多,牢骚渐大,但远未到幽愤深广的地步,旋发牢骚,旋又自解,留一个憧憬的、希望的尾巴。天宝中,唐王朝乌云满天,黄风匝地,李白诗歌中也出现了阵阵闪电和雷鸣,《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战城南》、《雪谗诗赠友人》诸诗最为典型。到了天宝季叶,大乱将起,唐王朝祸在眉睫,形势危如累卵,李白诗歌中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幽愤深广的特点,《远别离》、《古朗月行》、《宣州谢胱楼钱别校书叔云》诸诗最为典型。可以说,李白的诗歌与唐王朝的时政和国运,“像忧亦忧,像喜似喜”,真是如月在水,如影随形。

正因为李白时刻关注着时政的清浊和国运的盛衰,所以他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开元中期,他首先对朝廷的广开才路发生怀疑,“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行路难》其二)“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行路难》其一),《蜀道难》中三复其辞的“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也是对找不到出路愤怒的抒发。此后,李白对唐朝廷杜绝才路、亲佞远贤的弊政发出一次比一次尖锐的押击和批判:

珠玉买歌笑,糟糖养贤才”(《古风》其十五“燕昭延郭魄”),“骅留拳踢不能食,蹇驴得志鸣”(《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蟆母衣锦,西施负薪”(《鸣皋歌送岑征君》),“伯乐剪拂中道遗,少尽其力老弃之”(《天马歌》),绝命诗《临路歌》更是对一生坎坷困顿的控诉。再说时政国事。李白在开元后期即警觉到玄宗渐重边功、屡事征伐的后患无穷,当边庭捷报频传之日,李白不以为喜,反以为忧:

君王制六合,海塞无交兵。壮士伏草间,沉忧乱纵横”(《邺中赠王大劝入高凤石门山幽居》),“羌戎事未息,君子悲途泥。报国有长策,成功羞执理”(《赠从弟冽》)。天宝中,李林甫、杨国忠撞权于内,安禄山拥重兵于外,国事日非,李白的诗歌或借咏史(如《苏台览古》、《越中览古》等),或直揭时事(如《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等),透露出他对国事的殷忧。

北上幽州之后,李白心中更充满了社稷倾危在即、亡国之祸迫在眉睫之感,忧时伤事之作更多,“君王弃北海,扫地借长鲸”(《赠江韦太守良宰》)就是他对安禄山必反的斩绝判断,甚至发出了“明年祖龙死”(《古风》其三十一“郑客西入关”)这样的预言。果然两年不到,安史之乱就爆发了。对盛唐时局即将发生重大转折所产生的不安感、不祥感,以及由此产生的焦灼和痛心,盛唐诗人的作品均有反映,但仍以李杜二人的作品表现得最频繁、最深沉,也最强烈。

论者或以为李白其人出世思想很浓厚,其诗歌也交织着入世和出世的矛盾。这种说法似是而非。并不是说李白其人并无出世的思想,也不是说李白诗歌中的出世、入世思想的矛盾微不足道。需要指出的是:入世和出世的矛盾在李白思想中不是一半对一半(也不是任何比例可以判分),更不是静止地对峙着,而是随着时局的变化和个人的遭遇不断地消长着变化着。总的说来,开元时期诗歌中反映出来的出世思想较淡,天宝时期较浓,天宝未期(安史乱起前)最浓。

每一次从政活动之始(天宝初入朝待诏输林,至德初入永王幕府),他总是意气风发,精神昂扬,出世思想几乎消失得踪影皆无,甚至当他从事干谒活动之始(开元中一入长安,流放夜郎遇赦之初),出世思想在其诗歌中就如同烟雾,挥之而去。随着情况的变化,出世思想又招之即来。出现在他的诗歌里,而当失败成为定局,沉重的打击降临时,出世思想就会充塞于他的诗歌。北上幽州欲向朝廷建言的打算破灭后,他高唱着“远别离”、“去去复去去”(《拟古》其十二),下定决心要与朝廷断绝。

但安史乱一起,他即借口“避乱”,跑到余杭郡去鼓动徐王延年有所作为。“东海钓鱼”(《猛虎行》中李白以喻他策动徐王延年)不成,他死心塌地隐于庐山,但永王使者一到,即刻又随着下山,“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永王东巡歌》),彻头彻尾的入世姿态。在李白一生中,这种例子是举不胜举的,他几乎是边说着出世的话,一边又在作入世的打算,终李白一生,他并没有真正地为世所用,他说:“我本不弃世,世人自弃我”(《送蔡山人》)。

这就是李白出世入世的真情所在。

李白诗歌中的出世思想、人生如梦、及时行乐以及种种携妓纵酒行径的表现,都可以作如是观。当然,以上思想的消极作用是明显地存在着的,可以作另一种形式的甄别和剔除,但是,细心的读者应当领会到,在李白寻欢作乐、放浪形酸诗篇的背后,有一个痛苦的悲愤莫名的心灵在。尽管出世的话说过千百次,李白终于没有出世;尽管花前月下寻欢作乐,一醉累月,李白终于没有堕落;尽管他的政治热情往往是高自标置,怀着个人的虚荣,甚至饥不择食,李白终于没有同流合污。这就说明李白其人其诗无论多么复杂,自有他的主心骨。他是一个抱有伟大理想的诗人,富于用世热情的诗人,对国家和人民的命运极为关心的诗人。李白和杜甫同为唐代最伟大的诗人,其思想的主心骨是相同的,虽然他们的诗歌创作千差万别。

正确地评价李白其人其诗,应该从这里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