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青少年时期文化心理个性(人格)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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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青少年时期文化心理个性(人格)特征

 

李白的个性(人格),是其整体精神面貌和一定倾向性心理现象特征的总和,它由个体所具有的所处时代的国民性和主体个性两个部分构成。经李白所处四川绵阳——江油文化环境在其出蜀之前二十四年的反复重陶浸濡,养成了李白青少年时期独特的个性(人格),并成为左右李白出蜀后行动的内在驱使力和核心基础。这一个性(人格)是以李白青少年时期的需要、动机、兴趣、态度、观点、理想、信念、意志、情感、能力等心理要素为动力形成的,并由以下层次构成并显示特征。

第一层次是李白的哲学观。

这包含他从儒学和道学中汲取的一体二元宇亩观,具体表现为天、地、人派生万物这种时空构架的宇宙生成及其结构观,用儒家的话语可表述为“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周易》),用道家的话语可表述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其方法论是由“中”与“和”演化出来的“中庸”哲学方法论。这一特点蕴含在李白早期儒、道、法相济的一切观念行为中。其社会人生理想如一般传统知识分子,追求从古老的巫文化社会流传下来的“仁政”、“民本”政治的推行,以实现天下为公、大同的社会理想。于个人则追求实现入世兼济的理想,或推行仁、义、孝、悌、忠、信的伦理政治信条,知其不可为而为;或无为而无不为,以执著的“大中之道”和法制治之;或以崇实的实践行动和顽强的自我意识,与超主体的精神自由和淡泊明心之道相辅以相成之。这使青少年时期李白的兴趣于修身、格致、学文、学纵横术上加入了强烈的入世动机,于学业上产生出广博高深的多元化需求,在以儒、道为主修之外,兼修佛、纵横、杂家之学。龚自珍在《最录李白诗》中说:“庄屈实二,不可以并,并之以为心,自白始;儒仙侠实三,不可以合,合之以为气,又自白始也。”李白自己也说:“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宴区大定,海县清一,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然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洲,不足为难矣。”(《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李白学业需求的广泛程度。

这些需求使庄子的放达避世与屈原的思君爱国,儒家的积极入世与道家的无为长生,以及唐代蜀中的游侠尚义都奇妙地统一于李白一身。他既讲儒术,又讲法术;既追求一举成名,又向往隐退山林,可以说是儒家思想促其建功,游侠、纵横思想更促其要建大功,老庄和道家思想又促其急流勇退。他一方面接受道家“含光混世”的哲学,一方面又汲取“功遂身退,天之道”(《老子》)的思想,而其哲学观的核心与本质乃在于对生命及自由的热爱,充满积极精神。这样,以儒为进、以道为退的人生观就在他的身上得到了统一。因而,其总的思想追求处在高层次上,亦如蜀中前贤一样,这是李白特立独行个性(人格)赖以产生的基础。

第二层次是优良的先天和后天的文化遗传条件,为造就其出众的“能力”提供了优越的基础,这表现在李白学业上的速成与治学的敏捷上。

王筠在《童子教法》中说:“才高,十六岁可以学文,钝者二十岁不晚。”李白属前者。他在青少年时期即有广泛的学习修读,“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十五观奇书”等等,这在当时极少有人能做到。

李白的青少年时光是在蜀中度过的,蜀中是道教气氛浓郁的地方,青城、峨眉的好几位有名道士,是开元年间很受朝廷重视的人物。李白家附近的紫云山是道教胜地,青城山是道教十大洞天之一。环境对他的神仙道教信仰影响至大。他说:“家本紫云山,道风未沦落”(《题嵩山逸人元丹丘山居》),“十五游神仙,仙游未曾歇”(《感兴》八首其五)。青少年时期接受的蜀中道教文化,几乎影响并伴随他一生。

大约在18岁时,他隐居大匡山读书,从赵蕤学纵横术。在以后的岁月里,我们还可以看到李白思想中纵横家的某些印记。在大匡山的几年,他往来旁郡,游剑阁、梓州。20岁游成都,谒见益州长史苏颈,受到赏识。他后来说的“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便可能是指此事。

蜀中又是一个有着任侠文化风气的地方,侠士风尚自然也濡染着李白。刘全白《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说他“少任侠,不事产业,名闻京师”。魏题《李翰林集序》甚至说他“少任侠,手刃数人”。他自己也说:“结发未识事,所交尽豪雄.…….托身白刃里,杀人红尘中。”李白充满任侠色彩,而任侠正是盛唐的时代风格。李白明确宣扬“儒生不及游侠人”(《行行且游猎》),对游侠的豪气纵横、恩怨分明、重然诺、轻生死,十分倾慕:“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侠客行》)任侠思想表现在李白具体生活上便是“轻财重施",“存交重义”,纵酒携妓,及时行乐。他曾豪爽地唱道:“黄金逐手快意尽,昨日破产今朝贫。”“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千金骏马换小妾,笑坐雕鞍歌落梅。”(《襄阳歌》)任侠思想表现在李白性格上,就形成豪爽、自信、纯真、追求平等等特点。他常以“狂客”自居,有着冲决一切的气魄,动“捶碎黄鹤楼”、“倒却鹦鹉洲"(《江夏赠韦南陵冰》);他“不屈己,不干人”,任侠思想和匡时济世的儒家思想以及博言雄辩、腾说扬厉的纵横家思想相结合,使他希图一举而建奇功;然后回到道家那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地功成身退。先天、后天赋予李白的条件使他过分地相信自己的政治才能,自负“怀经济之才抗巢由之节,文可以变风俗,学可以究天人”(《为宋中丞自荐表》),“不然拂剑起,沙漠收奇勋”(《赠何七判言》)。为此,他特别推崇平时“携妓东山门”、危时“谈笑安黎元”(《书情赠蔡舍人雄》)的谢安;更倾慕功成身退、“终然不受赏”(《五月东鲁行》)的鲁仲连,自称“吾亦澹荡人,拂衣可同调”(《古风其十》)。

可见李白的青少年时期,是在隐居与漫游、素道与任侠中度过的。其能力是在巴蜀道教之风盛行的文化环境中及人生的坦途历程上形成的,其个性(人格)的外现,直可以“天真”二字概之。此“天真”乃李白所谓“雕虫丧天真”,少陵所谓“嗜酒见天真”之“天真”。说明白些,就是李白在青少年时期就强烈地宣泄出人性的尊严、崇高、卑微、猥琐诸极端,从而最为完整地展示出自己的全副个性(人格)。这使得他一生在行事上、在诗歌中总是执著而顽强地张扬着一个声音:人格平等。他少年时即将自己与一流文豪比并:“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可见在他的眼中,没有神圣、权威。现世的帝王将相,他都视为倍类:“输扬九重万乘主,谑浪绿坪青琐贤”,“黄金白壁买歌笑,一醉累月轻王侯”。对传统的先王圣贤,李白也常取晒笑或批评的态度:“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古来贤圣人,一—谁成功?”

李白成长的先天、后天条件历练出了他豪放、自信、执著、热忱而有独立性,但又自尊、善疑、尖锐、善讥刺的攻击性人格。这一点首先表现在李白为人颇为自负上:他总觉得自己是当代的英雄,和张良、谢安、祖邀等人差不多,而不仅仅是一个能写诗的文人。那些英雄都是在乱世里成长,收拾乱局,成就功名。他们当中不少的人都不同程度地带有一些草莽习气,不拘一格,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而李白自己在这些方面比他们又要高尚一等。他自称酒仙,又被人称为“谪仙”,司马子微称“可与神游八极之表”(李白《大鹏赋序》),与其说是对他仙风道骨的称赞,不如说是对他追求的自由精神世界的称赞。与其说李白向往道家的神仙世界,毋宁说这种世界更契合他热爱自由、向往自然的性格。这种追求的实质不在于宗教色彩,而在于给李白安上了神骛八极、云游四方的想象翅膀,为他的诗歌增添了飘逸神奇的浪漫色彩。与其说他的“愿为辅弼”、“为君谈笑静胡沙”的理想有些不切实际、过于夸张,不如说这正是他诗人般高度自信的表现。正是由于有了这样高度的政治热情,他才能创作出那许多“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杜甫《寄李十二白二十韵》)的壮丽篇章。

这种攻击性人格还表现在李白傲视权责,藏视封建秩序,视富贵荣华如粪土上:“出则以平交王侯,遁则以俯视巢许”(《送烟子元演隐仙城山记》),“功名富贵若长在,汉水亦应西北流"(《江上吟》)。这种傲库态度的背后正体现了他强烈的自尊与对个性自由的追求,体现了他对人权的尊重与维护。正是如此,他才发出了“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宣州谢脁楼饯别校书叔云》)的呼喊,而诗中表白自我的作品,更是体现了他对个体生命和个性价值的赞美与张扬。这些作品或狂热自负,或大喜大悲,其个性特征是非常突出

第三层次,家庭培养目标及自我要求,使李白受中国传统人格的影响。

具有如下的品格:孟子曾论“生之清者”如伯夷、“生之合者”如柳下惠、“圣之任者”如伊尹、“圣之使者”如孔丘、“德之贼者”如乡愿等诸种人品,以此而论的话,李白则近似伊尹式的“圣之任”。孟子说:“伊尹将一道觉斯民,自任以天下之重…….“伊尹耕于有幸之野,而乐尧、舜治道焉。非其义也,非其道也。禄之以天下,弗顾也;系马千驷,弗视也;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这段话也可作为李白人格的一个侧面写照。李白的儒家思想主要体现在儒家最可贵的那部分,即积极入世。他始终以“经济”、“经纶”、“济世”、“济时”自负,而且用不同的方法积极实现这些政治理想,即使在政治失意时也不减执著之情:“愁闻出塞曲,泪满逐臣缨。却望长安道,空怀恋主情”(《观胡人吹笛》),并且即使在晚年也豪情不减:“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永王东巡歌》)但他对儒家“君君臣臣”的那套理论说教不屑一顾,对那些皓首穷经、无真才实学的俗儒、腐儒尤为鄙视,尝云:“鲁叟谈五经,白发死章句。问以经济策,茫然坠烟雾。”(《嘲鲁儒》)

李白的家庭是一个富有的、有文化教养的家庭,其父“以迪其邑,遂以客为名”。他很高兴有一位天降异禀的儿子,为儿子的成器,他要求甚严,“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常横经籍书,制作不倦”(《上安州裴长史书》),“十五观奇书”(《赠张相镐二首》其二)。这也证明了李白早期曾受过很好的教育,家庭对他的教育目标和他的自我期许都很高。

在学习过程中,其品格首先受道家先贤影响。他“五岁诵六甲”、“十五观奇书”,这些应是道家神仙方术一类的书。他先后在岷山、嵩山、随州、齐州等地修过道,和元丹、元演、胡紫阳、盖宴、高尊师等“结神仙交”,并在天宝三载(744)正式受“道算”。

其次,李白还受“杂家”先贤影响,具有“杂家”似的好批评议论与讽谏的特点。《汉书-艺文志》云:杂家“盖出于议言,兼儒墨,合名法”。好物议,善于辩论事理,以碑人君选择,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传统,李白继承了这种传统,并将蜀中人好讥讽、不尊儒礼的地域性格亦凝聚于其人格之中。

再次,李白汲取了在他之前历代知识分子的突破、超越、创新精神的传统。单以李白的诗歌理论而言,表面上看,偏重复古,甚至有些保守。如孟程讲李白论诗曰:“梁陈以来,艳薄斯极,沈休文又尚以声律。将复古道,非我而谁?”故陈李二集,律诗殊少,尝云:“兴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况使束于声调徘优哉?(孟茬《本事诗》似乎李白不但以复古为己任,而且对于近体律诗的兴起不以为然。他在《古风》(其一)中也说“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正音何微茫,哀怨起骚人。扬马激颓波,开流荡无垠。废兴虽万变,宪章亦已沦。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对《诗经》以后的作品皆加非难,未免有些偏激。其实李白骨子里却是借古在诗歌美学风格上提倡“清真”,这是很有见地和创新意义的思想。

李白出身于富商家庭,其家庭背景和流寓色彩极浓的生活经历,也与奉儒守言的仕宦家庭大异其趣,和安土重迁的小农观念亦不相同。他所接受的教育与儒家诗礼传家在一定程度上相障。他说:“余小时,大人令诵《子虚赋》,私心慕之。”(《于敬亭送从侄癫游庐山》)这无疑与关中阀阅、中原士族家庭教育子女专精儒术相去甚远。更重要的是,李白是唐代四川编阳——江油文化孕育出来的天才诗人,其非凡的自负和自信,狂做的独立人格,豪放洒脱的气度和自由创造的浪漫情怀,自然也体现了盛唐蜀中士人的时代性格和精神风貌。

第四层次,李白有独特的人格楷模。

李白的父亲是一位“高卧云林,不求禄仕”(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铭》)的隐士,毫无疑问,其个性、人格对李白的影响是很大的。

除了父亲的影响外,李白还通过与人交往及阅读他人著作获得收益,也模仿了上至禹王,下至司马相如、扬雄及其他蜀中、蜀外诸贤的风韵;此外,他在反复对经史的记忆和强化中,亦受到孔子、孟子、老庄、韩非、历代名将、名僧、名道的高风亮节、耿介个性、磊落人格和执著强烈的自我意识的潜移默化影响。在这种人格模仿中,应特别强调谢安等人对李白的影响。李白的从叔李阳冰在《草堂集序》中写道:“咏歌之际,屡称东山。”“东山”即谢安(字安石,号东山)。李白在诗中称“东山”、“安石”典故的有48次之多。而李白喜欢称道的历史人物有傅说、吕尚、管仲、范蠡、乐毅、鲁仲连、张良、韩信、诸葛亮等安邦定国、叱咤风云的人物,在李白诗中出现的次数总和才24次左右,只有“谢安”出现次数的一半。

“东山再起”的谢安形象,可以说始终伴随着李白“兼济天下”的理想,他一遇到挫折,就从“东山”中汲取力量,励节亢高。开元十八年(730)李白在湖北安陆,当时的裴长史轻信谗言而责难他,他立即写了《上安州裴长史书》,大谈自己存交重义、养高忘机的崇高品德,信中又说若裴长史不容,则“白…….再拜而去,西入秦海,一观国风。永辞君侯,黄鹤举矣,何王公大人之门不可以弹长剑乎?”接着他去了长安,然竟“黄鹤未举”,这时他的精神反而振作起来,以“东山高卧时起来,欲济苍生未应晚”(《梁园吟》)来激励自己。这是发生在他青年时代的事。除谢安外,魏晋风度对李白人格的影响也是相当深广的,魏晋名士的纵酒狂歌、清谈啸傲直接影响了李白,这一点在其生活与创作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和魏晋名士的栖隐漫游、求仙学道一样,李白本人及其诗歌也有种种仙、隐、游的表现如“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手持绿玉杖,朝别黄鹤楼。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

总之,良好的家庭教育,蜀中道家文化、任侠风尚等,加上李白在四川绵阳——江油文化环境中的个人经历,铸就了其独特个性(人格)体系,综合表现为李白青少年时期的理智——意志——情绪型特征,并在其文化心理结构中稳定地表现出来,成为支配他一生的思想与行为的核心内驱。